自鸦片战争以后，对中国着迷的西方人蜂涌而入，其中也包括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和端纳是两位最突出的代表。此二人均系新闻记者，最后都以中国统治阶级最高顾问的身份结束使命。他们走过的路以及他们对中国的情结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相似。
莫理循和端纳均非一两篇文章可以谈清楚的人物。我已在一篇长文中介绍过端纳。由于端纳长期被漠视，有关他的研究一直不景气。但莫理循却一直是中澳学者的热点。
莫理循是个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我们只消看看他的经历便可以发现此人是如何的非凡：他十七八岁时就有纵横澳洲的旅行，21岁就去过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新几内亚探险而被土人长矛刺伤。1895年他偶然去了中国，独自从上海走到仰光，写下著名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因此成为《泰晤士报》记者，其后他又出任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他是亲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事件最多的西方人：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八国联军；从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他还作为中国北洋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巴黎和会……由于他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北京的今王府井大街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莫理循大街”。
有关莫理循的研究虽经久不衰，但迄今无明显成果。可以肯定的是，莫理循研究是个绚丽的宝库，而采撷的工匠早已动工了。
从中国来的画家沈加蔚就是对莫理循宝库心向往之的迷狂者之一。他来澳洲早期创作的油画《海达的相机》触及的是莫理循的儿媳妇——德国人海达。当年海达是一个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年轻摄影师，在北京流连往返。她拍摄了两部有关北京的画册，后由牛津大学出版发行。海达的地位当然不能同莫理循和端纳相比，但她显然是那些对中国如醉如痴的洋人之一。她与莫理循的儿子阿拉斯戴尔的姻缘使她成为热爱中国的莫理循家族一员。海达与阿拉斯戴尔在北京相识相恋，然后又随夫婿定居澳大利亚，90年代初逝世。但阿拉斯戴尔老人却还健在。他的宅邸就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山的背后。
作为名门之后的阿拉斯戴尔生于北京，长在北京，他对北京的感情非常深厚，正如他在自传《通往北京之路》中所说的：“我爱北京，我对它的感情胜过我对世界的任何一地。”阿拉斯戴尔当年也下功夫学过中文。我去拜访他时，他还能说几句诸如“你好”一类的北京话，老人现已80多岁，孑然一身，但对中国仍一往情深，他谈起了老北京东安市场的各类小吃以及他父亲在西绒线胡同的大宅。老人当时在英国驻中国使馆工作，除北京之外他还去过上海、重庆、昆明等城市。他是40年代末离开中国的。冷战结束后，他和海达立即组织了重返中国的旅行。从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三次踏访中国，海达逝世之后，老人对中国的情结便凝聚在一本本中国画册中。他是伦敦一家中国书店的长期购书人。他的书架上摆满了精美的中国画册。墙的四壁悬挂着中国画，当然，屋中最突出的装饰则是夫人海达拍摄的有关北京的黑白照片。
时值暮冬，堪培拉已是很冷了。可阿拉斯戴尔家里却洋溢着温暖。“啊，这比北京可暖和多了，喔，北京那雪，那风。”老人细眯著眼睛，仿佛一下回到了那久远的年代。
莫理循一生中只写了一部书——《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莫理循的儿子阿拉斯戴尔也只写了一部书，叫做《通往北京之路》。对中国，儿子比老子的感情更具体。但是中国到底为什么对这对父子有吸引力、进而一步，中国为什么吸引洋人呢？
洋人迷恋中国的原因大抵有二：一类是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兴趣。一类兴趣则在文化方面，属猎奇型。当然，像莫理循这样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感兴趣的两栖类，并不在少数。应当说，中国政府最早录用的海关总监英国人赫定主要兴趣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在政治上，他是当时对北京政坛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在经济上，他的中国之行也淘到了大金。在他任海关总监期间，他一共拿了中国政府42万6千镑的薪水。他死后，莫理循忿忿地说：“谁会去悼念他？他拿了中国人差不多一百万英镑！”然而莫理循自己呢？他之受聘于袁世凯，金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当时他在《泰晤士报》任记者的薪水为每年一千二百镑，但袁世凯给他的年薪为三千五百镑，再加上住房津贴每年二百五十镑以及在中国境内旅差费全部实报实销。于是，莫理循辞去了担任了17年之久的泰晤士报的北京记者职务。
和莫理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端纳，端纳最初为两广总督当顾问是一个钱都不拿的，以后他成为蒋宋顾问时，他只拿外国公务员最低一级工资，他多次表示，他不忍心再为“这个痛苦的民族增添痛苦”。此外，他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早年端纳的信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我每天都看见莫理循博士。他对于他目前的职位不知何去何从。这使他颇为头痛。要一个顾问提供意见是不难的。中国人也愿意听别人的意见，但却仍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办事。莫理循也作此想。革命时，在上海，他问我为什么我不做中国政府的公务员。那时他们愿意给我二百五十镑一个月的薪水。
我的答复是：一旦我做了中国公务员，我就没有影响力了。当时莫理循不以我为然，如今，他可相信了。如果他仍是泰晤士报记者，他将有双倍尊敬的地位和三倍的影响力。”
莫理循和端纳的结局是极不相同的：莫理循在中国是名利双收——他不仅留下了著作，还留下了大量的财富，（其中之一就是价值连城的“莫理循书库”），端纳的结局是悲惨的，既没钱，也没有著作，甚至妻离子散，只有对中国的愚忠。这种愚忠使他在“西安事变”中三进山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最后，他死在中国，骨灰留在了上海。
也许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两人的区别，莫理循来中国前已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而端纳不过是个高中毕业生。对二人更深入的比较尚待时日，但洋人迷恋中国的缘由却可由此初见端倪。
许多洋人迷恋中国文化是出于职业兴趣。他们在著作中在会议上赞美中国，但在心灵上却并非把中国放在眼里，在实践上也并不像尊敬他们的同胞一样尊敬中国人。很多洋人打“中国牌”，借此成名和发财。这种例子俯拾皆是。
继莫理循和端纳之后不断有对中国痴迷的澳大利亚人出现。他们中间包括许多新崛起的汉学家们。比如澳洲国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白杰明、自由撰稿人贾佩琳等。白杰明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竟还能用中文写书——这个犹太后裔真是绝顶聪明。而贾佩琳的北京话讲得还要更好些。
目前，澳洲的中国问题专家至少有数百人，这是莫理循和端纳始料不及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对中国感兴趣者还是凤毛麟角。
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或寄予同情心总是对东西方隔阂的一种解冻，所有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探索和搜奇都应受到鼓励。然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解析又该如何呢？在对莫理循的发现上，油画方面已出现了沈加蔚，也许还有更多的人在为开掘澳洲文化的其它领域而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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